“这是别人打包卖给我的。”图书馆眼睛盯着封面,然后又挪开了。
“你说我去派出所举报你私藏淫秽书刊,警察会信谁?我可告诉你,最近可正严打呢。”
图书馆没想到我来这么一手,两个三角眼都快瞪成四边形了。我俩这么对峙了一分钟,他终于恨恨一跺脚:“你够狠,跟我来吧!”果然要对付这种唯利是图者,就得打其软肋。我跟着他进了屋子,屋子里同样摆满了书,四面墙有三面都是接天连地的大书架,上面乱七八糟摆放着大量书籍。
图书馆也不给我让座,自顾自走到书架前,摇头晃脑,指头在虚空中一排排书架点过去,嘴里还念念有词。我问他干吗呢。他说检索。
我随他的目光去看,这书架上的东西可够杂的,从画报杂志到《毛主席语录》,从脏兮兮的《推背图》到民国小学课本,从商务印书馆译名著再到《芥子图画传谱》,琳琅满目。在中间有四个大书架,上面的东西以黑、黄、褐等颜色为主,没有封面,灰扑扑的。
“你这儿还真是什么书都有啊……”我大为感慨。
“书有什么稀奇,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这么牛逼,是因为我除了书以外,还收各种档案。”图书馆说。
“档案?”
“人们对书挺尊重,对档案却不怎么重视。一出动乱,就丢得到处都是。盛宣怀牛不牛?留了一批盛档,多贵重哇,结果现在星流云散,十不存一。我专收这类东西,你想找什么银号的账本、赫德的海关档案、张学良的电报密码本,咱这都能给你挖出来。原先这些档案没人问津,现在倒值钱了,那些研究历史的老先生们,都得过来求我。嘿嘿,钱可不少收。”
他一边絮叨着,一边来回检索,最后把目光落到了一个书架的最上端。他搬来几摞书,高低摆成一个台阶,然后踏上去,伸手在书架上掏啊掏啊。忽然一阵灰尘响动,上面一叠东西噼里啪啦地掉了下来。有八几年的挂历,有黑乎乎的碑拓,甚至还有两张发黄的《人民日报》。图书馆跳下台阶,从里面翻找出一个大牛皮纸袋子。
这牛皮袋子是典型的机关档案袋,颜色有些发暗,估计很久没打开了。图书馆拿给我看,我看到封面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局”几个正楷大字,下面还有一行手写的毛笔字:“《清》鉴图档馆存第一号乙备。”上面还盖着一个大大的文物局红戳,不过略有褪色。
我的心脏咚咚跳了起来,看来这是《清明上河图》鉴定组的工作档案。不知道这里面,会不会有我想要的东西。
“呐,你看到了?”图书馆没好气地抖了抖档案袋。
“这里装的是什么?”
“你不认字啊?这是《清明上河图》在文物局留的资料备档,里面都是实物照片。”
“又是照片啊……”我叹息一声,看来这趟又是无用功。《清明上河图》的照片在市面上铺天盖地,能用的话,还用得着跑来这里查?
图书馆把档案袋一收,不屑道:“你懂什么?我收的档案,能和别人一样么?我告诉你,这是鉴定时用的原始资料。古画不能长时间曝光,所以当时在鉴定前,用专门设备从多个角度拍了几十张高清照片,细节纤毫毕现。大部分鉴定工作,其实是对着照片进行的。鉴定结束以后,这些照片也就存档入馆,放在文物局做备份。前几年文物局清理档案,不知哪个白痴把它扔了出来,被我捡了个大便宜。市面上那些复制品的精度,能跟这母本比?”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图书馆说他没有真本,但却可以让我看到真本了。既然这些原始照片可以满足鉴定组的专家们的要求,那么对我来说,一定也足够了。我想到这里,兴奋地要去拆档案袋,图书馆却轻轻一撤,把它收了回去。
“我只答应告诉你怎么看,可没答应让你看。你现在看到东西了,可以放心了吧?两万块,我把它卖给你。”
“可两万实在是有点太多了……”
“你可以不看嘛。”图书馆笑眯眯地把档案袋搁到身后,然后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凶光,“你别打举报的主意,你敢去派出所,我立刻就把它扔炉子里烧了烤肉串用。”
我陷入两难境地。不是我舍不得出这两万块,而是这价格实在太离谱了。这些照片,只是要拿去验证一个未确定的猜想而已。我望着图书馆贪婪的眼神,突然想到,我从来没告诉过他我找照片的目的。他之所以敢叫两万的高价,是观察到了我进院以后的急切神情,觉得一定能吃定我。
这在古董行当,叫作见人敬茶。有经验的老店主,就算对这客人背景一无所知,只要观察他看一件古玩的表情,就大致能判断出他是真心想要还是聊胜于无。据此报价,无有不中。
想到这里,我伸出两个指头:“两万我是真出不起。两千块,我在这里看完,您再拿回去,如何?”
这下轮到图书馆犹豫不决了。两千块不算少,能买下几车书了,而我要求的,仅仅只是看一眼照片,等于说这两千块他是白拿。可他又有点不甘心,从两万变到两千,落差有点大。不过当图书馆看到我摆出一副“谈不成老子就走了”的表情后,终于还是妥协了。与其开一个把买主吓走的天价,还不如赚这两千块来得实在。
图书馆犹豫再三,总算勉为其难地答应了。这一场博弈,双方都用了心思,总算是皆大欢喜。他是白赚,而对我来说,花两千块换来老朝奉的软肋,也是极划算的。
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钱,出去银行提了现。等我取钱回来,图书馆已经收拾出了一个小书桌,把档案袋搁在上头,还配了一把剪刀、一枚放大镜和一盏橘黄色的小台灯,居然还有一杯冲好的橘子水。这家伙市侩归市侩,服务精神真是没得说。
我把钱交给他,图书馆唾沫星子横飞地数完,下巴一摆道:“那你就自己在这儿看吧,我不打扰你,爱看多久看多久。那杯橘子水是白送的,饿了想吃东西就得另外掏钱了。”说完推门出去,把我一个人留在屋子里。
屋子重新恢复了安静,无数本破败的旧书环伺四周,颇有一种“乌衣巷内老雕虫”的感觉。我扭亮台灯,用剪子仔细剪开档案袋的封口,从里面哗啦啦倒出几十张彩色照片。这些照片大部分都是十二英寸的规格,少数几张七英寸的,相纸很厚,摸上去有一种麻皮感。
当时彩色照片在国内还很罕见。19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当时担任筹备委员会秘书处处长的童小鹏从香港拿到一卷彩色胶卷,拍下了开国大典唯一一张彩照,然后还要千里迢迢送到香港才能冲洗。而《清明上河图》的鉴定是在1951年,居然已经用了彩色冲印技术,可见国家的重视程度。
这套照片都是在自然光下拍摄的,每张的右下角都用墨水写着一个号码。我排了排顺序,编号为1的照片是《清明上河图》画卷的平铺全景;下面的十几张是俯拍的画卷分段特写,细节清晰,笔触纤毫毕现,还附了一把尺子。这些照片联在一起,恰好就是一幅完整的《清明上河图》。再往下,则是各种角度的特写,就连题跋、隔水、天头、地头这些画面以外的东西都没遗漏,甚至还有几张是举起原图,让阳光透射过来,以便看清其中绢层纹理。
拍摄者对书画显然很内行,镜头涵盖到了方方面面。看完这一整套照片,对《清明上河图》真本的情况基本就可以了然于胸了。这幅画在照片里保持着原始状态,绢色发灰,上头残缺、漏洞之处不少,还有些污渍,可见在东北没少受苦。
可惜我不是红字门出身,对书画的了解有限。大部分照片对我来说,除了赞一声足够清楚以外,也说不出其他什么门道。好在我不是来鉴定古董的,而是按照素姐给我的指示去验证几个疑点罢了。
我很快挑拣出一张照片,这张拍的这段画面,位于汴梁闹市后排一处轩敞瓦房,看样子像是个赌坊,四个赌徒围着一张台子在扔骰子。我想起王世贞的那个故事,拿出放大镜,却发现台上骰子清晰可见,四个赌徒的脸部却模糊不清,五官涂污,根本无法分辨口型是张是合。
我拿着这张照片端详了半天,然后从怀里取出一张《清明上河图》的印刷品。这是我在美术商店买的《中国历代名画集》中的一页,铜版纸印制。这是市面上最通行的版本,无论是中学历史课本、美术史学术专著还是旅游图书,都是用的这版。该画下面有一个标注,注明此画是复制自故宫收藏的真本——当然,画面是远不及这套照片清楚。
在这个版本里,我把放大镜挪到同样位置,立刻顿住了。我看到那个赌坊里的赌徒们五官清清楚楚,口型撮成圆形。
我一瞬间口干舌燥。
当年汤臣之所以能看破《清明上河图》赝品的破绽,是靠赌徒的口型。真本口型为撮圆,赝本口型为开口。
1951年的真本原始鉴定照片里,赌徒五官已被污损;而在通行版本里,同样部位却恢复了原状,变成了撮圆口型。技术上,这不难做到,故宫有专门的技师对画幅进行修补。但修补恰好发生在这一关键部位,是不是有点过巧?看起来就好像是故意遮掩些什么。
修补之前,赌徒到底是什么口型?撮圆还是开口?
我觉得喉咙有些干,拿起杯子将里面的橘子水喝了一半,继续翻找照片,很快翻到专拍题款特写的那几张。
中国的古代收藏家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在自己收藏的画卷上留下钤印或题跋,写写心得体会什么的,跟现在去旅游景点随手乱刻“某某到此一游”性质差不多。后人只要查看这些印记,就可以看出书画的大致传承,和看一个人的履历差不多。
《清明上河图》的第一个收藏者是宋徽宗,他亲自题了画名,还钤了双龙小印。可惜这部分的绢布已遭人盗割,早就看不到了。好在其他的题跋都在,一个个数下来,从张著到明代大学士李东阳,再到陆完、严嵩,一直到溥仪盖的三印,历历在目,清清楚楚,记录了这一幅国宝的坎坷历程。
可我从头到尾数了三遍,有一个人的题款却始终找不到。而这个人的,本该是不可或缺的。
就是这幅画的作者,张择端。
准确地说,张择端的名字在画卷上出现过。但那是在一个叫张著的金朝人的题跋中提到的:“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金明池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
据素姐的老师说,鉴定组就是凭这一点认定张择端是作者,进而确认为是真本的。严格来说,这种手法属于循环论证。张著说作者是张择端,所以这卷画是真的;因为这卷画是真的,所以张著说的作者是对的。
作者本人在呕心沥血的作品上不留名字,却要等百年之后由一个金人说出来历,这岂非咄咄怪事?
而且我之前做过一点功课,台北故宫藏有一卷《清明上河图》,是清代画院五位画家在乾隆朝临摹仿制的,其上有“翰林画史张择端呈进”的题款。仿本尚且有此,真本岂会遗漏?
我把照片和放大镜都放回到桌子上,身子朝后一靠,闭上眼睛,思绪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