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他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此消彼长”这个道理。随着中央近卫军在前线越来越来有干劲，同时也渐渐取得了一些优势之后，纵然全国上下那些不知所谓的星斗小民们还是听风是雨的高呼“反帝制”，但隐藏在整个社会背后，真正掌握着全社会权力的那些资产阶级、官僚阶级、少数知识分子们，在他们看来一切却似乎远没有那么简单。

毕竟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仍然很落后，只有那些控制着社会的人想要改变，这次“变革”的行动才真正有可能得以改变。老百姓？这些人都只不过是龙套看客罢了。就如同当年清廷所遇到的“戊戌变法”之类，声音叫得再响亮有什么用？真正控制着各方面大权的那些老爷们不点头，一切都如同竹篮打水。

曹锟现在当真有了一种陷入众矢之的的感触，万万没想到做为过来人，自己却千算万算把这么简单又这么浅显的道理给算漏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华革命党在这段时间如此大张旗鼓的造势，可终归影响平平。要想推翻袁世凯的北洋政府，除了舆论之外最重要的还是要掌握整个社会。只可惜有些东西偏偏不是那么容易。

民智未开，所以“民主”所带来的力量如今根本不可能发挥出来。

正是有鉴于此，曹锟这几日十分懊恼，有时候认为自己当初做出这样的决定太过草率，有时候又痛恨自己算漏了最重要的一点内容，还有时候则是感叹“天不助人”。

做为北洋军事改革委员会实际的掌舵人都如此，更遑论下面那些乌合之众。

眼见孝感惨败，五万多人的主力部队竟只逃回来几千人，汉口这边无论是从声势还是从实力上，算是一下子都打完了。哪怕这几日天天开会，会议上一直都声称陕西、江西两省已经有所行动，是，没错，确实有一些行动，但也都是可以忽略不计如同蝼蚁般的行动。人心早已经散了，剩下无非是趁最后一点时间来做出最后的决定。

从七月份开始，北洋军事改革委员会下属的行政单位便开始出现了一些情况，最开始只是那些底层的小官员，经常动不动便请假不到。私底下却是盛传很多人已经在为出逃汉口做准备。至于上面那些监督的官员也都无所作为，认为这些小官员原本就是混饭的等闲之人，如今是走是留根本不足轻重。

可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开出的先河，这种人人自危想要寻找后路的形式，很快就开始向委员会的高层蔓延。不光是那些军政要员，甚至连带的那些原本支持北洋军事改革委员会的汉口大商人、大财主们，也立刻收紧了囊袋，并且悄悄的通过各种办法将家产转移到南方，或者更好的则是转移到北方。

随着北洋军事改革委员会内部的紊乱越来越严重，武汉三镇的社会秩序也越来越混乱。

许多士兵都开始绝望，而这种绝望的氛围又彷佛是瘟疫一般传染力极强，很快便从骨子里认定汉口不久将会失守。他们这些当兵的哪怕明知道战争将会是失败的结果，可偏偏仍然不能在这个时候轻易逃走，并且真到打仗的时候也得义无反顾的上前线当炮灰。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怨恨，再加上原本松散的军纪，最先绕道武汉秩序的人反而就是这些大头兵。

到七月中旬过后，几乎每天都能传出士兵聚众赌博、抽大烟酗酒的报告，对于这些情况还算是小事，甚至可以被当作完全忽略不计的芝麻绿豆般的事。而相对于更重要的，则是频繁的发生士兵进城抢x劫、偷窃，吃霸王餐，任意殴打以及互殴，更有甚至还有强x奸、杀人等等恶劣事件。

起初曹锟还曾下令整治，可是才没过几天，情况愈发不可收拾。别说没有多少人能去执行命令，甚至只要是军队中层的军官也都全部加入了那些恶劣行为之中。

对于武汉的情况，早先潜伏在汉口的特攻队很快便汇报到了信阳。

不过因为这段时间袁肃本人还没有从开封返回，而之前总司令部制订的计划全部都是遵循孝感战后的休整上面。所以即便明知道这是一个好时机，可仍然没有办法立刻采取军事行动。即便这份汇报送到了在孝感整顿军备的蒋百里手里，经过一系列的讨论和推测，也没有觉得在这个时候适合发动进攻。

所谓的时机并不单单是指汉口内部又一时的动乱，既然有了这种动乱，那便充分证明了汉口叛军内部已经失去了坚守的希望。换言之，汉口的情况已经板上钉钉，随着时间的推移十之八九还会越来越糟糕。既然敌人已经没有任何威胁，那也没必要急着现在来结束战争。

同样在这段时间，江西、陕西两省对北洋军事改革委员会的处境感到很是紧张。

他们虽然一直都很希望曹锟应该再继续坚持一段时间，又或者国内的局势可以更加明朗一些，好让他们这些周边的军阀可以有足够的判断力来做出决定。可事实上他们也很清楚，曹锟在汉口起事到今天，绝对可以算是竭尽所能了。只是身为军阀的他们，从始至终不是希望获得最大化的利益，而是尽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也因此哪怕明知道汉口局势越来越不妙，战况越来越不景气，但他们仍然是持着观望的态度。

无论是李纯、陈树藩，从他们的立场上来看，参加这次北洋内部的大洗牌运动是十分有风险的。在陕西省内有许多不同的胜利，不管这些势力有多大、有多小，但终归是一种隐患，对于陈树藩来说，如果过早的表明态度，则很有可能就激起了省内的分化。要知道在陕西省内可是还有陆建章在虎视眈眈。

江西省的情况亦然，李纯不是没野心，也不是没胆量。只是他捉摸不透坐镇江苏的冯国璋到底是什么态度，不管是对帝制，还是对这次湖北的大决战，这位北洋宿老从始至终都没有表态，就彷佛压根不知道这些事情一样。

李纯虽然不是唯冯国璋马首是瞻，但一则冯国璋是他的老上司，二则自己名义上也是冯国璋的亲信，三则冯国璋的大军坐镇江苏不明态度，真要弄出什么差池来，只怕冯国璋沿江而上，立刻就把自己给清理门户了。

总而言之，目前中国的局势只有那些浅显的人才觉得很明朗，无非是北洋内部的矛盾，再加上北洋与南方革命党的矛盾，基层民众则是帝制与共和、皇帝与民主之间的种种矛盾。但实际上很多事情都隐藏在帷幕的背后，投机者们一直不肯轻易表露自己的立场，护国军和中华革命党叫嚣的厉害，但论起实力而言却根本插足不了北洋军阀的战争，更别说趁人之危，唯一能做的也仅仅是隔岸观火，希望能坐收渔翁之利。

如今国内的声势闹得很大，但真正起到实质作用的却很少，无非就是革命党趁机到处制造舆论，搞一些暗杀行动、背后破坏、煽动游行示威罢了。

所以对于李纯和陈树藩来说，他们迟迟不动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任谁都没想到，在国内如此风声四起的境况之下，袁世凯一个半只脚都踏进棺材的人居然还能死撑着局面。或许早先国内先行接受了帝制，那会儿让袁世凯稍微站稳了脚跟，这才使得今时今日不肯松手。

整个湖北、江西、陕西乃至华南诸省的局势，就这样陷入了一种怪圈。

只有真正能看透局势的人才明白，整个中国内部的斗争事实上是陷入一种僵持状态。

这样的局势一直持续到八月上旬，纵然护国军以及各省军阀都很清楚，如果不能想到办法来解决目前的困境，迟早会让中央近卫军一枝独大。可即便这些军阀势力都清楚这一点，可偏偏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们联系在一起。护国军是几个西南省的军阀联合，但内部矛盾从一开始就层出不穷。北洋军阀自然不可能跟护国军走到一块，而此次北洋内部的混乱本身也很复杂，绝不是支持帝制、反对帝制这么简单。

北洋军阀与南方军阀才是真正立场上的死敌，像曹锟这样企图与护国军建立联络的人，要么是玩火自焚，要么是自以为很聪明可以借力打力。但做为老派的军阀而言，南方是南方，北方是北方，一码不归一码。利益不同，立场也不同，自然走不到一块。

第120章，突然南下

直到九月初，江西、陕西两省的情况越来越不明朗。

对于汉口的失陷，这些地方军阀的表现自然各有不同。但是无论到底有多么不同，他们都认为曹锟的失败意味着自己不再可能浑水摸鱼。早先积极经营的那一切，以及暗中给予曹锟的援助，到今天全部都化为了泡影。

李纯算是痛定思痛，他不仅提供了许多军事物资到汉口，甚至还派遣了几艘快艇到长江去支援曹锟，这些行为虽然都是暗中所为，但是以袁肃和北方中央政府的眼光，根本不难看破这一点。他现在最烦心的事情还不是失去了浑水摸鱼的机会，也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恰恰是该怎么向上面交代。

这一点必然将成为他以及整个江西省立场上的决定点。

如果要把事情坚持闹下去，那必然要遭到中央近卫军的敌视。有可能中央近卫军下一步的行动那就是扫平江西。李纯在这件事上多多少少还是有所觉悟，袁肃在河南干的那几件事，不可能是空穴来风。这个毛头小子赶上了北洋政府难得一遇的大分裂，趁机站出来打着中央的旗号排除异己，尤其是铲除那些老一辈的将领，将所谓的少壮派扶植到主流地位。

更可恨的还是袁肃偏偏还是完成这些事情。如今放眼整个中央政府，就只有袁肃一个人掌握着北洋最精锐的部队，也控制着国家级的财政资助，简直是让人看傻了眼。

李纯当然也很清楚，汉口最终的失败并不全怪责在曹锟身上，要说曹锟把北洋军事改革委员会的旗号从年初撑到现在，已经很是不容易了。他也明白，自己迟迟不肯出兵，以及陕西那边同样一直摆出一副摇摆不定的态度，这才是汉口失败的关键原因。

他并非不愿意出兵，又或者说是犹豫不定，事实上早在一切盘算之初，自己就已经有了一些决定，那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出兵。当然，要说是坐收渔翁之利也不是不可以，把重担和责任都推卸到西边，由曹锟、陈树藩、陈宦这些人担着最好。

江西与湖北的地理影响几乎相差无几，并不像陕西那边还有得守。

一旦真的把立场置于死地，后果是不堪设想。在李纯眼里，他一直把冯国璋当老大哥，可冯国璋到底是什么立场任谁都不清楚。他自然希望能策动冯国璋加入这次反帝制的事件，毕竟早先冯国璋也是很明显表达出反帝的意愿。

可不管他怎么旁敲侧击，也不管究竟派去了多少人联络，冯国璋始终都不肯表态。

在这样的情况下，万一他站错了队，又或者冯国璋倒打一耙，那岂不是真的万劫不复？

就在这天早上，李纯还没有起床，卧室的房门就被侍从官敲响。

他挣扎着爬起身来，整个人的精神状况很不好，无精打采的向门外问道：“什么事？”

侍从官的声音有几分急促说道：“将军大人，湖北来电，曹锟已经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