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阶段，神策军在指挥体系上基本由宦官控制，在布防格局上，神策军在京西北地区形成了众多的军镇，这些军镇与地方藩镇形成了防卫吐蕃入侵的有力屏障，使得吐蕃再也没有能够深入关中腹地。同时，神策军镇还起到了监视歌内藩镇的作用，防止再次出现祸起肘腋的情形。战斗力上，神策军在此阶段呈现了下降的趋势，这与神策军自元和年间起便不再征伐有很大关系。他虽然能够在历次皇位交替和宫廷政变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在阵地作战的能力上基本丧失，所以会出现在黄巢之乱的过程中神策军不堪一击的情形。黄巢之乱中的潼关之战标志着唐德宗重建的神策军的彻底溃亡，神策军进入他的衰亡时期。
第四阶段神策军与宦官集团的分离、衰亡期，从唐僖宗奔蜀，田令孜创立神策新军起至天复三年年崔胤废神策军止。
神策军溃亡后，田令孜在成都重新招募组建了神策十军五十四都。这批神策新军每都千人，总数在五万人左右。但在指挥方式上与以前出现了很大的不同，虽然保留了两军神策中尉，但在基层指挥结构上以军使和都将为神策新军的直接指挥者。神策中尉逐渐无法直接驾驭神策军，反而采取了与都将结为假子关系来控制军队。正因为神策中尉的控制力下降，神策五十四都的军队有相互攻击者，有追随宦官出奔者，有投靠强藩者。逐渐成瓦解之势，至今年被韩建解散，神策新军也退出历史舞台。后虽又重新招募两军用以护卫皇宫，但这定额六千人的军队完全已丧失了任何战斗能力，只是一支有着神策军名号的普通卫队了。故而在南衙北司纷纷勾结强藩为援的时代，宦官集团投靠的李茂贞输给了宰相崔胤投靠的朱全忠，所以崔胤迫使唐李晔尽杀宦官，废神策军。存在一百多年的神策军正式的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所以可以这么说，在神策军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宦官势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神策军赴难中原，它走过的每一步脚印都有宦官势力的踪影。从边军到藩镇再到中央禁军都是依靠鱼朝恩的扶持；兵力达到十五万，形成神策中尉制度是窦文场和霍仙鸣的功劳。反之，神策军的强大也为宦官势力把持朝政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历次皇位交替和与朝臣的斗争中，都可以看到神策军定鼎乾坤的作用。在衰亡的过程中，二者也是一致的。由于中央政权的衰落，宦官势力不可避免的也在衰落。而依附于宦官集团的神策军自然而然也是走下坡路的，在战斗力、兵力和给养上都呈现了下降的趋势。所以神策军与宦官集团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故随着宦官集团的覆灭神策军自然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而李曜之所以听到李巨川说能让神策军为自己马首是瞻之后吃了一惊，则是因为神策军再如何不济，在目前的情况下，仍应该是尽量维持皇权的一支军队，为何李巨川这话听起来，竟似乎有把握能让神策军投到藩镇麾下一般。要知道，这个“投”，是整个神策军的投靠，而不是神策军麾下某个将领带着本部人马的投效。
如果掌握神策军……李曜心中也不由得跳得快了不少。
那岂不是表示，自己可以看似不挟天子地挟天子？
第211章 掌控四镇(一)
无论是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还是齐桓公的“奉天子以讨不臣”，实际上都是以自身的实力为后盾，再辅之以天子天下正统的名望来“威天下”。李曜千等万等，此时此刻才决定出兵，为的当然也是尽量利用皇权的余威，使自己的一切行动都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但有一点让他感到犹豫的是：自己现在是否真有这样的实力。
诚然，李巨川的话足够让任何关中附近的藩镇动心，但李曜本身绝非冒失之人，如果“挟天子”或者“奉天子”之后，自己的能力只如韩建这般，那迟早会引火烧身。在皇权衰落而民心对这个王朝仍有留恋的时候，天子是所有藩镇都想要控制但却未必都能控制得了的。
为何说民心不可逆？历史上朱温“反正”之后，原本一直以大唐忠臣面目示人，因此东征西讨都未遭到民心怨恨，实力越来越强，而李克用虽然救驾数次，几次将大唐从死亡线上拉扯回来，却因为有那么两次违逆天子圣意而被质疑甚至诟病。但到了朱温胁迫天子迁都洛阳，继而必死李晔，最终自立为帝以后，民心民意就彻底抛弃了他，李克用、李茂贞、杨行密、王建等均不承认其正统地位，联手与之相抗，最终以李克用势力为基础的后唐取代朱梁的后梁，成为“正溯”，这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此李曜缓缓闭上眼睛，道：“神策，天子之禁军，岂宜由藩镇发号施令？人之所以为人，无外乎情、理、法三字。于情，我为宗室，若不思爱存天家，人情何在？于理，我为臣子，若只图耀武扬威，不维护君上尊严，天理何存？于法，我为藩镇，当维镇藩岳，拱卫天子，若心存私念，谋夺禁军大权，置圣人(皇帝)于不顾，国法何容？”
李巨川哈哈一笑：“情理法？好一个情理法。”他扬眉道：“于情，蒲帅乃是让皇帝之后，本为天子帝胄，若非玄宗明皇帝恃军威而凌天子，让皇帝不欲老父失子、骨肉相残，怎能让出属于他的东宫大位？按此说来，这数代皇帝，皆非正溯，别说蒲帅掌握神策，便是重拾大宝，又有何不在人情之类？”
“于理，朝廷暗弱，内不足安邦，外不足定难；天子轻佻，讨伐竟向忠臣，冤杀多为节烈。大顺元年，晋王被朝廷讨伐，不过三年，却是晋王起兵定难关中；景福二年，天子讨李茂贞，官军大败，诿过贤相杜让能，杀之以平凤翔之怒。而后数讨凤翔，无一胜绩，如此轻佻天子，动则大损朝廷威严。蒲帅既然说理，又何必维护此等天子？”
“再者说法，藩镇小者，职于保卫边疆，维护地方；藩镇大者，职于存亡续绝，维护朝纲，蒲帅若要说法，不若今日便传檄天下，废昏立明！”
李曜扶额道：“某就想不明白了，你李巨川为何偏要怂恿某做这些事？某即便是真如你所言，去做了这些个乱臣贼子之事，于你有何好处？”
李巨川又是哈哈一笑：“某读书三十余载，所为何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某身已善，唯求兼济天下耳！”
这次却轮到李曜哈哈一笑了，他笑着道：“看不出，先生竟有如此宏图，只是某却不解，既然先生欲兼济天下，为何却屈居同华片亩之地，如此亦可兼济天下？”
这话未免带了些讽刺的意味，谁料李巨川听后却不怨怒，反而正色道：“韩公于蒲帅，或许不足一提，然则在蒲帅之前，某以为天下诸藩，未尝有胜于韩公之辈。”
李曜饶有兴致地反问：“哦？这倒要请教则个，韩建，田舍翁罢了，何德何能竟被先生这般看好？某闻当初先生原为河中掌书记，素为重荣公所重，而先生竟舍河中繁华而就同华贫瘠，某实不解，愿请先生解此大惑。”
李巨川摇头道：“非是看好。”他仍然一本正经，道：“若论铁骑奔突、纵横天下，韩公不如晋王；若论纵横捭阖、明忠实奸，韩公不如汴主；若论宽仁体恤、善得军心，韩公不如淮帅。至于李茂贞，因缘际会罢了，一旦遇上劲敌，必败无疑，此不足为论。而韩公却有一事，胜此三雄多矣。”
李曜这才有些重视起来，坐直身子，问：“哪一事？”
李巨川缓缓道：“韩公善养民。”
李曜沉吟片刻，又问：“你是说，韩建治下，同华之民得其宽厚，因而安居乐业，颇胜别处？”
李巨川稳稳点头：“正是。”
李曜沉吟着思索片刻，也点头承认：“不错，此事算韩建之功。”
李巨川扬眉反问：“某闻蒲帅数年之内，由白身而至节帅，已近人臣之巅，颇有留意，而后方知蒲帅内修文治，外练强兵，文武兼修，方有今日盛况，心实倾慕，今番虽兵临城下，仍请缨来见，不为说和，不为求全，只为问蒲帅几个问题，不知蒲帅可愿诚恳以对？”
李曜闻之惊讶，盯着他的眼睛，李巨川丝毫不让，也正正地看着他，似非作伪。李曜想了想，点头道：“先生既然如此说了，李曜自无不允。”
李巨川听他自称李曜，而非李存曜，眼珠微微一动，但却装作不知，仍先问了心中所想：“天下大势，乱治轮回。某读书三十载，总有些不明所以之处，某今身为‘贼臣’，怕命不久矣，念及‘朝闻道，夕死可矣’，闻蒲帅天下大才，因而欲在死前求一真理：蒲帅以为，隋强一时，忽而而亡，我大唐承袭前朝旧制，却绵延近三百载，纵然如今朝廷暗弱，天子轻佻，天下万民仍对大唐心存冀望，其为何也？又问，秦强一时，忽而亡国，汉承秦制，东西(两汉)绵延四百余载，又为何也？”
李曜略微诧异，问：“你不问生死，不问前程，竟问此事？”
李巨川点头正色，一脸肃然道：“正是。”
李曜心中暗道：“这个问题后世的一些论坛上倒是颇有些爱好青史煮酒的哥们喜欢讨论讨论，我当然也能答得出来，只是我要跟你说这是社会变革的必然阵痛，是奴隶主转为封建制以及门阀制转为科举制所导致必然动荡而统治阶层未能顺利引导最终导致灭国的结果，再跟你说说历史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可不就全是后世的历史观说辞了，你难道一时明白得了？”但见李巨川一本正经地模样，李曜忽然想到一件事：莫非此人打算投靠我？
这不奇怪，李巨川本人，就以原先历史上的记载来看，也算是个有本事的了，有本事的人要转投他人，必然要有一些理由。就像他刚才所说他从王重荣手下跑到韩建手下，就是因为韩建更体恤民情，这对于“封建儒家”的读书人来说，未必不可能，而且甚至颇有可能。
那么，他因为其他一些什么思想理想之类的原因转投自己，也未必不能啊。只是，他这个问题要怎么跟他说，才说得明白，而又不会超出这个时代的人所能理解的范畴呢？
不过李曜对于李巨川的敏感还是颇为欣赏，隋朝与秦朝出奇的相似，这事似乎到了现代社会才被重视。按照现代社会的说法，两者最大的相似无非三点：都统一了中国，都进行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都很短命。
现代人很喜欢讨论，认为没有隋炀帝的中国很难说是一个什么样子。当然，按照恩格斯“他人替代论”来说，没有杨广，也肯定会有第二个或者类似的一个隋炀帝出现，但按照李曜读史的分析，他却觉得这个隋炀帝第二即便是延后一分钟出现，恐怕历史也将大大的不同。可惜他无法证明，除非他穿越来的朝代不是唐末，而是隋朝或者北周时期。
不过话说回来，历史其实也就是一场游戏，游戏里面的人物可以投掷骰子做出选择，但无论你怎么折腾，你也跳不出游戏设计者的掌心，gm也许不能控制一切，但总策划显然可以。在西方，这个总策划叫上帝；在东方，这个总策划叫做辩证历史观。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东方封闭环境中的必然规律，当时秦前那会儿，八百年周王朝早已分崩离析，之后早晚要被某一个国家统一，但究竟是谁统一，什么时间统一，怎么个方式统一，那就是游戏玩家的事，而不是游戏设计者的事了。隋炀帝其实跟秦始皇有些类似，甚至后人有个说法叫做：“秦始皇多活几年就是隋炀帝，隋炀帝少活几年就是秦始皇。”李曜一直觉得这话有一定的道理，隋炀帝的确是一个历史牛人，他的作用就是大大地影响历史进程，或者说加速某种制度、体系的毁灭，同时又加速某种制度、体系的新生，只不过隋炀帝肯定没学好辩证历史这门功课，历史证明他这门课实实在在的是挂科了，当然他其他课程不是优秀得一塌糊涂，就是糟糕得一塌糊涂，绝对是个偏科尖子生。
李曜一直认为秦朝和隋朝都是很伟大的，其伟大之处，就是大量打破了旧制度，创立了很多新制度，这让中国又完成了一次蜕变。所以说秦朝也好，隋朝也罢，它们虽然短命，但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单说隋朝，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长期各民族混居，这客观上是给中国输入了新鲜血液，北方的蛮族文化与传统的中原文化大规模交融，使得重新统一的中国有了改革的沃土，隋朝的各种改革没必要细说，关键就是隋朝用各种新制度为中国重新建立起一个平衡的社会，当然，在改革中产生的火花，杨广显然没有控制好，安全生产做得不够到位，结果产生了爆炸，把偌大一个隋朝自己给葬送了，大唐则和当年的大汉一样坐享了前朝丰硕的改革成果。
自东汉以来，中国实际上由于失去了平衡而四分五裂，重新回归平衡本来应该在晋朝时期完成，但司马家族的无能导致这个动作又延后了数百年。隋朝的改革非常全面，不多说，以门阀制度和科举制度，就知道隋文帝、隋炀帝是想怎样将中国复归平衡。
当时高颍和苏威并称“开皇明相”，这两位配合得也很默契，不比后来贞观时的“房谋杜断”来得差半点：高颍负责拟定改革政策，苏威负责维护实施，而且这位同学颇有后世魏征胆大直言的风格，敢拦着怒气冲天想要持刀杀人的杨坚。
高颍改革的主要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对政府职能进行了大改革，建立“五省六部”制度，也就是让政府职能部门更加专业化，另外也有利于分权制衡，不让权力过于集中。这个机构改革显然很合理，因此一直沿用到清朝。另一项改革是地方行政，西周建立了分封制，秦汉时改为郡县制，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混乱，地方管理制度也混乱不堪，官僚队伍也很臃肿，到了“十羊九牧”的地步，高颍就来了一次大瘦身，把三级的州郡县改为州县两级（后改为郡县两级，其实一回事）。另外，把地方官的各级任命权全部收归中央，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地方官扩展自己的势力，并且，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坐大，隋朝改革还规定必须“异地为官”，任何一个官员也不能两度担任同一个地方的官员，任期也调整到只有三四年，后来又规定官员上任不能带父母或者十五岁以上的儿子。进京述职的规定也是这时候开始正式实行的，被称为“朝集使”。而经济上隋朝实行了“均田法”，均田这个东西，一贯是这是带有农业文明理想主义色彩的田亩制度，隋朝这个改革，虽然也因为过于理想化而实行起来没有到位，但怎么说也总以前要好得太多太多，最起码基本保证了人人有田，在农耕文明时代，这就真的是很不错了。徭役方面也实行租庸制度，这样农民的负担也轻了不少。
隋朝的这些改革其实收效明显，《隋书》里把描写盛世的词汇都给用上了：“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
此前汉武帝的专制产生的另一个社会毛病就是门阀制度，当然当时这还不是一种制度，只是一种现象，但根源却是在汉武帝这里。汉武帝推崇儒学，于是政客官吏们纷纷改弦更张，抛弃以往的黄老哲学和其他各种学说，开始研究儒家经书，学问大的就开始开业授课，在官场里开业授课是什么后果，小学生也懂，于是乎，门徒慢慢就成了派系，到了刘秀的那个时期，这位同学趁乱当上了皇帝，于是广加封赏，出现一批新政客。这时候门阀就渐渐成了社会的主流，到了曹魏时期，就已经设计出了九品中正制度，这个才算是门阀制度的正式确立。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倒是和欧洲的贵族人才选拔制度比较相近，只是有个门槛，就是出身一定要是世族。于是，世族占据了所有的官吏位置，而低层的人就根本没有了多少上升的渠道，除非你有特别的功绩，比如战功什么的，但这样的机会也很难得，因为别说将军级别，就是中层军官也都是世族子弟。像太原王氏，为什么传承千年，也就是沾了这种制度的光，再加上这些世家垄断了读书权利，人才自然也就出得多——教育歧视啊。
然而世族成为主流对皇帝来说却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对统治者来说，任何势力过大都不是好事，皇帝其实是个势单力薄的角色，“孤家寡人”啊！他主要是通过平衡各种势力来取得优势，这就需要高超的操控能力，所以说皇帝也不是谁想干都能干好的。世族势力太大，皇帝自己也就难免受其影响，这对皇帝来说是个巨大的压力，因此到了隋朝，天家杨家就要想办法改变这种世族力量过大的局面，怎样改呢？那无非就是打破门阀制度，换一种新的人才选拔机制，从底层引入一股新的力量上来，用来平衡世族势力，所以说科举制度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世族的利益，甚至可以说是世族的对立力量。士族显然对于杨家没有好感，后来杨广并不担心“盗贼”，而老怀疑自己的大臣，根源其实也就在这儿。
每一种制度的确立都是为了解决旧体制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显然又会产生新的问题，不过历史也就是这样前进的。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产生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此后渐渐形成了一个文官社会，武官的地位只有在战争期间才超越文官，大多数时候文官是政治和官僚队伍的主流，国家大政方针主要是文官决定的，社会风气也渐趋阴柔，战国时的尚武精神基本上销声匿迹。因此，后来的中国在文化上越来越高深，但在武略方面就常常让人扼腕叹息了，大多数情况下是开国的时候还能打点硬仗，等过个几十年，基本上战斗力就……“糟了个大糕”。不过，中国文化的所谓高深，也不是向高级阶段迈进，而是陷入了一个死胡同，一直在倒退，此处暂且不表(今后李曜地位到了再说)。
当然如果说显而易见的问题，那么隋朝和秦朝都有一个致命错误，就是不应该频繁地发动战争、开建大工程，远征高丽、扩建东都、开凿御道、修造运河，这些都和秦始皇征南蛮、修长城、建阿房宫一样，闹得民怨沸腾。虽然杨广做的这些工程，实际价值远大于后世李曜看习惯了的那无数个政绩工程，很多都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是造福子孙的大实事，但问题是他严重透支一代人的幸福去为子孙后代造福，那个年代的人恐怕不如后世的文化水平和思想素养，因此结果必然是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