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穿着松松垮垮的睡衣，把满满一杯香槟酒递给他。

老板记不得那晚发生了什么事。等他醒来的时候，自己躺在一张大床上，床上放着一箱子钱，就是电视里贩毒团伙经常提着做交易的那种密码箱子。身体的不适让他或多或少的明白，教授对他做了男人对女人做过的事。

换做旁人，或许第一反应是拿着钱接受，多少人辛苦一辈子也看不见那么多的钱。可他没有，他忍着疼，去最近的医院验伤，然后带着验伤报告报了警。

第二天，他收到教授的电话，“我们谈一谈。”

这一次，两人在公共场合见面，教授开诚布公，他是个同性恋，他喜欢漂亮的男孩子，就像老板这样的。如果钱不够，他可以给更多。他不止一次的做过这样的事，老板是唯一的一个，选择报警的人。因为他们知道，报警也没有用处，因为法律里，没有猥亵男性这一条罪状。

老板把咖啡泼到教授洁白的衬衣上，头也不回的离开。报警的时候，警察就这么对他说过，无法立案，也没法走民事诉讼打官司，因为没有法律根据。很多时候，法律并不等同于正义，甚至与正义相互抵触，他会成为违法者的保护伞，无论何时，世上都存在法律无法涉及的边缘。

老板徘徊在马路上一夜，终于说服自己，再次接受世上的不平等。可第二天，他刚到宿舍，辅导员找到他谈话，说校园流传风言风语，他是同性恋，他想勾引教授，他给学校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他必须要退学。

漆黑的夜，无数媒体与采访车在校门口徘徊，老板拖着行李箱，惆怅的离开学校的大铁门。

电影的结局，最终定格在老板在西藏地界开了个青年旅社，与来往过客亲切的交谈。岁月的流逝已经带走了不好的记忆，无论生活有多苦多累，人还是要活着的。如果没有光明，那只能行走在黑夜里。

黎苏为了过审，改了无数次，比如说删除了那个他在行李箱里塞满了酒精，想与教授同归于尽，半路上被仪器检测到，触犯了法律而被抓进拘留所的片段。

黎苏当年邀请他演的时候，曾坚定的说出他喜欢这个剧本的立场，他拍电影不是为钱，只是想拍出一部影片，电影里折射出社会的毛病，电影能引起社会的重视，能推动社会的而进步，给与那些无助的群体，哪怕一点点缥缈的希望。

当代电影最缺少的，就是对社会现实的弊病反思，即使很多电影打着社会底层关爱的旗号，却往往只关注病态的个人，而非一类人，人性是有了，社会性却很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