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山海城筹备争鸣大会的时候，咸阳城却颁布了【驱儒令】。

秦始皇宣布，咸阳城独尊法制，凡儒生者，三日之内，必须离开咸阳城，否则缉拿下狱，概不例外。

消息一出，天下哗然。

秦始皇颁布的【驱儒令】，等若将儒法之争推向高峰。

天下儒生，气愤不已。

由【驱儒令】，就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焚书坑儒”。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焚书和坑儒，是发生在不同时间点的两件事。

一切，还得从秦始皇一统六国说起。

一统天下之后，秦始皇在政治、经济上实行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还在统一之初，就在要不要分封诸子为王的问题上发生了一场争论。

以丞相王绾为首的一批官吏，请求秦始皇将诸子，分封于占领不久的燕、齐、楚故地为王，认为这样有利于巩固秦的统治。

但廷尉李斯则坚持反对，认为春秋战国诸侯之所以纷争，完全是西周分封制造成的恶果。只有废除分封制，才可免除祸乱。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认为立封国，就是树敌兵。

于是在全国确立了郡县制。

时隔八年之后，到始皇三十四年，在秦始皇于咸阳宫举行的宫廷大宴上，又发生了一场关于师古还是师今的争论。

焚书之举正是由此引发的。

在宴会上，仆射周青臣面腴秦始皇，吹捧秦始皇，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博士淳于越针对周青臣的腴词，提出了恢复分封制的主张。

淳于越说：“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辅枝。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腴，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秦始皇听后不动声色，把淳于越的建议交给群臣讨论。

丞相李斯明确表示，不同意淳于越的观点，反驳道：“三代之争，何可法也。儒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如不加以禁止，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统一可能遭到破坏。”

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民间医药卜筮之书以及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

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

此即为“焚书”。

在焚书的第二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

坑儒不是焚书的直接继续，而是由于一些方士、儒生诽谤秦始皇引起的。秦始皇在攫取到巨大权力和享受到荣华富贵之后，十分怕死。在统一天下之后，他异想天开地要寻求长生不死药。

方士侯生、卢生等人迎合其需要，答应为秦始皇找到这种药。按照秦律谎言不能兑现，或者所献之药无效验者，要处以死刑。

侯生、卢生自知弄不到长生不死药，不但逃之夭夭，而且诽谤秦始皇天性刚愎自用，专任狱吏，事情无论大小，都由他一人决断，贪于权势等等。

方士还言，长生非秦始皇所能修成，长生也非是小小丹药所能达到。他们接近始皇，非要炼药寻丹，乃是要传《道经》于天下。

秦始皇知道后，恼羞成怒，认为方士们在耍弄自己。

于是先焚《道经》，后坑方士。

秦始皇以“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下令在都城进行追查，并亲自圈定四百六十余人，活埋于咸阳。

此即为“坑儒”，所坑非儒，而是方士。

“焚书坑儒”的实质其实是一场统一思想的运动。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政治上，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郡县制；在文化上，统一了文字，以小篆为标准的官用文字；在经济领域内，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等等。

这些措施都是国家大一统的基本要素，是国家暴力能够控制的要素。

但有些东西是国家强力机构很难驾驭的，特别是在秦朝初年，战国时期刚结束，百家仍然在争鸣中，思想领域内极度混乱；而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统一，最主要的条件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而思想混乱是形成共同价值观的大敌。

因此，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大一统措施还不行，最关键最长远的统一要素是思想的统一，形成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念，才能让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统一措施有效。

当时最大两种思想潮流就是儒家和法家。

儒墨并称显学，但墨家更侧重对农业方法的创新，种地务农。道家更注重研究身心，人性观的形成探索。名家更注重形而上哲学思考。

儒家是尊古的，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偏偏是新事务，他采取的措施也都是些新措施，这些东西都是不符合儒家理念的。当时的六国贵族，也借着儒家的“克己复礼”，妄图恢复周朝的分封制，从而取得失去的权势。

所以，对于刚刚统一的秦朝来说，统一思想就是维护大一统的关键措施。因此，秦始皇在找了几个儒生茬之后，一场统一思想的文化运动就开始了，手段是激烈了点，但客观效果是明显的。

虽然统一的秦朝只持续了十几年，但秦朝以后的所有统治者，无一不把统一思想看成维护统治的关键手段。

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大一统思想正式形成。此后所有的统治者，基本上都把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核心思想。